在網絡上，許多人埋怨社會，很重要的議題是關于平等。尤其在中老年人中，比較盛行。估計因為他們生長于計劃經濟年代，共同貧窮的生活經歷，人人平等的社會理想，已經深入他們的內心，讓他們對不平等變得敏感。

    人人生而平等，是指人格或者價值。但從結果上看，不管是自然性還是社會性，人與人都是不平等的。在當今中國，市場經濟以其本質的競爭性特點及反饋機制，加劇了甚至是加快了這個不平等的程度和進程。

    平等作為文明社會的應有之義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事實上人人生而不平等反而是更容易為人所理解，我們長相各異、聰慧有別、內斂外放、靈巧鈍拙、甚至氣場迥異。

    一旦這些特質變得重要起來，不平等就會隨之出現。當我們更多地關注自身的這些社會特質時，我們就會發(fā)現還有許多人比我們更富有、更成功、更友善。

    從出生之日起我們就置身于社會、家庭和許多其他組織中，與成長相伴隨的是，我們發(fā)現在自身所處的每一個群體和組織中我們都處于不平等的位置上。我們很難擺脫不平等和對它的感知。

    18世紀末期的法國大革命帶來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呼聲。革命的目標是要摧毀橫亙于皇室、高級神職人員、貴族和老百姓之間的巨大鴻溝。催生這一革命的想法來自一場名為啟蒙運動的文化革命。

    正是啟蒙運動哲學家意識到不公平源自社會不平等并教育大眾:社會本可更公平。他們對如此嚴重的不平等竟能蔓延整個歐洲，甚至還會有人提出理論來解釋它的貌似不可避免性吃驚不已。

    除此之外，啟蒙運動哲學家還達成了如下共識:是社會本身的性質造就了不平等，而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限制這種不平等。社會學家一致認為，社會自身很容易滋生不平等，忽視它會造成嚴重后果。長久以來社會學的一個目標就是，努力以某種方式與社會不平等和平共處，并就它產生的原因尋求共識。

    美國社會一直以她的民主理想為榮，因為它“為所有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機會”。但誠實地說，我們并不能忽視那些長久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它們的存在甚至讓我們無法信奉那一民主理想。

    依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數字，2005年，最富有的20%的人口占據50.34%的總收入(稅后為47.28%);相比之下，最貧困的20%的人口只占據總收入的3.42%。前40%人口的收入占據總收入的73.37%(后60%的人口只占26.63%)。現如今，由于美國社會中交織起作用的各種力量，富人的收入增速要遠遠超過其他人群。

    總資產(非收入)很難衡量，但有一種公認看法是，這一領域的不平等要大大超過收入領域。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社會總資產的34.6%，美國最不富有的80%的家庭只擁有15%的總資產。2007年，中游家庭的凈資產分別是:白人家庭143600美元，黑人家庭9300美元，拉丁裔家庭9100美元。11.3%的白人家庭沒有任何凈資產。黑人家庭的這一比例為34.1%，拉丁裔家庭則為33.5%。

    那么，不平等緣何會存在?大多數人思考的出發(fā)點都是人性、生物構造的復雜程度、超自然力量，乃至自由市場體制，但社會學家卻是透過我們社會生活的現象看到了本質。想要理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就要了解社會組織本身，要將社會不平等當成社會的核心特質來看待，要將交織作用的各種社會力量當成是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社會學家通常會考慮兩個問題:不平等出現的原因，不平等如何得以持續(xù)——為何不平等一旦出現就會在社會中扎下根?為什么難以限制它的發(fā)展?為什么難以改變它的重要性?社會學強調社會結構的重要性:社會組織創(chuàng)造了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則創(chuàng)造了不平等。

    社會結構本就是一種包含不平等層級的模式，所以不管它如何發(fā)展，這種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都是存在的。社會學家一致認為，只要人在社會中存活一天，不平等就會存在一天。馬克思曾夢想并預言未來會有一個平等的世界，但是就連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切只有在社會和社會模式煙消云散之后才會實現。

    社會結構的進程是無法阻擋的并且?guī)缀醵际遣黄降鹊摹槭裁?原因不外乎以下四點:勞動分工（經濟、寡頭政治、官僚主義、社會分層），社會沖突（得勢者和失勢者），私有財產制度和聚集財富的能力，權力、聲望和特權的相互作用

    為什么勞動分工必然會帶來不平等?米歇爾斯這樣解釋道:在任何一個組織中，一旦選擇了一個領導(怎樣選擇的并不重要)，那個位置所擁有的權力就會賦予該領導超過其他人的優(yōu)勢。事實上，領導權通常都會集中在一小撮個體身上，米歇爾斯稱其為精英。領導權的定位賦予這些精英巨大的優(yōu)勢，他們能夠獲取關于組織更多的信息、日常做決定的權力、控制組織中其他人的知情權。隨著時間推移，這群精英就將他們自身與組織里的其他人區(qū)分開來，并會有意識地去制造能夠保住他們所處位置的方法。

    沒有領導權的那些人最終則變得越來越無力去批評領導——也越來越無意這樣去做。任何日后進入這些高層的人都將進入這些本質上更有權力的位置。米歇爾斯關于組織中平等可能性的悲觀言論被稱為寡頭政治鐵律，即，不管組織出現在什么地方，總是會有少數人壟斷權力，其他人則沒有權力。當我們說到“組織”時，其實就是指少數人統治，無論我們稱呼這一統治是民主還是獨裁。最后，勞動分工本身就意味著權力上的不平等。

    一個社會中往往會存在上百個組織(各種社區(qū)、正式組織和群體)，幾乎所有這些組織都在有意識地制造不平等的體系。超市、學校、醫(yī)院、俱樂部、城市、鄉(xiāng)鎮(zhèn)、工廠、警察局、牙醫(yī)診所、監(jiān)獄——所有這些都展現了組織如何被定位在一個業(yè)已建立的結構中并從下往上排序。只要有一家公司開張，不平等的職位就會被建立起來，人們受雇于下面這些職位:董事長、首席執(zhí)行長官、副主席、人事經理等。此外還有更多的職位，如市長、總統、副總統、聯邦法官、州立法官、市級法官，也都是等待填補的定位。每一個已經存在的組織都會創(chuàng)造出諸多定位，并會針對這些定位按照權力、聲望和特權進行排序。

    “組織”這個詞告訴我們，這些不同定位之間的合作會被命名和排序。許多個世紀以來，這些組織都是傳統的。責任、權利、權力、聲望和特權都由傳統決定。社區(qū)的首領由血緣或家庭決定，其他位置的指派則由忠誠的友誼和感(而非客觀條件)來決定;依照傳統，領袖對其自身行為擁有充分的裁量權，甚至是在現代社會，有些群體仍然保留了這一傳統，如家庭、皇族、部落、小群體或街頭幫派。傳統組織通常規(guī)模較小，不拘泥于形式主義。

    現代社會壓制了傳統，大力發(fā)展了“法律–理性”的定位。在既定的規(guī)則和法律中，權利、責任、權力、特權和聲望都得到明確界定，個體按照自身資格得到選派和晉升。組織變得理性，便利于人們在高效高能的結構中進行工作。因此，理性組織的目的就是為了創(chuàng)造不平等、建立權威和控制工人。

    韋伯將現代社會描述為官僚制社會。這些結構中的定位都被正式提出，并會根據它們的資格和責任進行排列。官僚制削弱了出身和血緣帶來的不平等。組織里非正式的、傳統的和情感的因素都被盡可能地替換掉，以便組織能夠變得客觀、有效且高效。韋伯知道這種官僚組織往往都達不到它的既定目標，但他相信，人們會發(fā)現高效率和理性化的不平等體系的重要性。對韋伯來說，這一趨勢存在于所有現代社會中。

    不論何時我們進入組織，這種官僚權威結構都會存在，我們必須按照該結構中的正式定位對號入座并知曉我們的責任權利。不管是傳統組織還是理性組織，它們都會帶來有意識的社會不平等，這些不平等都是由人們創(chuàng)造出來用于組織和控制其他人的。社會、社區(qū)、正式組織和大多數群體，這些結構都擁有法律、更正式的規(guī)則、明確的定位和資格要求。時間一長，我們的目標也就逐漸變成以有效、高效、客觀和理性的方式來做事。

    沖突意味著行動者彼此之間就他們所看重的事物進行爭斗。凡有爭斗出現之處，就會有贏有輸，又或者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有些人可以更多地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一旦出現短缺狀況，沖突就會發(fā)生:因為東西不夠人手一份，沒有人能夠得到他或她所想要的。如果有人壟斷了社會中有價值的東西，其他人望塵莫及，同樣會引發(fā)沖突。不管是在哪種情況下，只要有人聚集了有價值的財產而其他人則一無所獲，結局就會是短缺和不平等的分配。

    理解權力的角色可以最好地解釋沖突中的勝利。勝出一方必然比其反對者擁有更多權力，從而能在這場互動中獲勝。這種權力也有可能是個人的(比如，基于他們的智慧、力量、魅力、武器或財富)。但在更多情況下，沖突雙方都是組織、群體或社會，它們通過各自的優(yōu)勢權力獲勝(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人口、成員更強烈的忠誠、更先進的技術、更卓越的領導、數量更多的武器或更雄厚的財力)。

    當一些人在沖突中獲勝后，他們就能比其對手更好地達成目標。通常，他們會在勝利的基礎上鞏固自身優(yōu)勢進而獲得更大的權力。最終，這些獲勝者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不平等的體系;在這一社會結構中，他們處于最頂層，文化和制度都被用來保護他們。這一不平等體系可以幫助他們(以及他們的群體和子孫后代)繼續(xù)占據這一優(yōu)勢定位。由此勝利被制度化，即它們會按照社會運轉的方式得以確立。勝利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能夠保障他們后續(xù)勝利的體系。

    在人類歷史上，由于男人獲得了更高的定位，所以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沖突也就可想而知。當歐洲人來到美洲大陸后，印第安人被戰(zhàn)爭和疾病摧毀并被趕入保留地，于是一個不平等體系就在美國建立起來。企業(yè)家與力圖保護工人的工會斗爭，他們之間的沖突導致勞動效率下降。每個社會中都會有沖突，也都會有勝利者，它們的結果就是建立起種種不平等體系。

    有三種沖突是必需的:第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身份認同的群體走到了一起;第二，對稀有資源的爭奪或者是一個群體有機會剝削另一個群體(這兩者都會引發(fā)沖突);第三，一個群體比其他群體擁有更多權力，并能在沖突中成功地發(fā)揮作用。

    當然，這并不是說那些獲勝者就一定是邪惡的和自私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成功者都有動力去維護那個讓他們成功的世界。

    勞動分工、經濟因素、組織中的寡頭政治、有意識創(chuàng)造的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沖突，是它們造就了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誘因，那就是私有財產，即持有我們所贏得的一切這一權利。

    權力、運氣和能力會帶來不斷累積的財富和其他特權。如果可以平等分配有價值的東西(如特權)，社會沖突就會大為減少，不平等也不會變得如此制度化和持久化。但馬克思提醒我們: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情況下，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物質產品。人們可以擁有他們能得到的一切，但人們不再只滿足于其自身基本需求，他們逐漸渴求得到他人所擁有的特權和權力。

    對此法國思想家盧梭有生動的描述:“誰第一個圈出一塊土地，大言不慚地說‘這是我的’，并且找了些傻乎乎的人相信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人。假如有人拔掉木樁、填平溝壑并向同伴大聲呼喊:‘不要忘了這片土地上的果實是屬于大家的，這片土地不屬于任何人!’這個人該使人類免去多少罪行、戰(zhàn)爭、殺害，免去多少苦難和恐怖啊!”

    如果每個人都擁有每樣事物，如果每個人對物質都享有和他人一樣多的權利，不平等就會被淡化。但在絕大多數社會和其他社會組織里，私有財產都是存在的并被人珍視。勝出的人能夠積累特權，如奴隸、土地和金錢等，這些東西通通變成他們的，其他人擁有的則要少得多。韋伯把這種特權稱為生活機會，它們包括行為者因其在社會或社會組織里的定位所獲得的一切好處，如收入、住房、辦公空間、健康保障和教育機會。因此，我們在權力(我們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和特權(我們得到的好處)方面也就變得不平等。

    特權的不平等起源于勞動分工。雇主比雇員掙得多，醫(yī)生比護士掙得多，搖滾明星比老師掙得多。為什么會這樣?顯然，在勞動分工中占據優(yōu)勢定位的人，處在能夠增加他們自身特權最有利的位置上。工廠老板比其他人擁有更多權力(和更多機會)去增加他們在社會中所能獲得的。那些占據次要優(yōu)勢定位的人要想增加他們的特權，只能是通過重新組織和從位居其上者那里多分得一杯羹。

    沖突、權力的使用、勝利和特權(私有財產)都會帶來不平等。由于私有財產的存在，個體能夠將他們積累的東西固化并逐步擴大。外科醫(yī)生、搖滾明星和企業(yè)高管，由于在勞動分工和社會沖突中占據有利地位，所以他們掙的錢就比普通工人和護士等要多得多。隨著特權被聚集在一小撮個體手里，這些人也就擁有了更多的權力。財富代表權力和特權;財富越少，權力越小，進而也就越難獲取自身利益，而且還經常會被剝削和解雇，甚至一貧如洗。他們沒有特權，沒有權力，他們所處的定位上幾乎什么都沒有。

    權力與特權緊密相連:更多的權力能夠帶來更大的特權，更大的特權則能帶來更多的權力。不平等體系永久存在，長久的優(yōu)勢會影響更多的特權，進而帶來更多的權力......如此循環(huán)往復。

    權力和特權會帶來聲望，反之，聲望也會影響權力和特權。聲望具有主觀性，它是對所處定位的榮譽感和恥辱感。聲望建立在他人的評價之上，什么更有價值:男性還是女性?白人還是非白人?富人還是窮人?專業(yè)人士還是藍領工人?總統秘書還是副總統秘書?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還是無神論者?人們把最高的聲望賦予高級主管，把無家可歸者視為社會的恥辱。軍官比士兵擁有更高的聲望，富人與窮人之間也是同樣道理。

    權力、特權和聲望，它們之間的不同在彼此的交互作用下建立了一個不平等的體系。這三者都來自勞動分工、社會分層、社會沖突和私有財產的權利，它們大部分時候都是緊密相連，所以在一個領域里具有的優(yōu)勢也會延伸至另一個領域。造成不平等的最后一個因素則是長時間的不平等的權力、特權和聲望。

    不平等來源于勞動分工、社會沖突、社會分層和私有財產制度。勞動分工在社會中創(chuàng)造了優(yōu)勢地位并形成了等級制度。社會沖突帶來了成功者和失敗者，讓成功者能夠建立和保護他們在社會上贏得的位置。私有財產制度則創(chuàng)造和鼓勵了不平等的特權，并讓那些攝取高位者通過勞動分工、社會分層和社會沖突(或三者兼有)來聚集財富并保護他們的定位，將積累的一切傳給他們的孩子，在他們所處的位置上獲取權力、特權和聲望。不平等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有許多原因。處在社會頂層的人聯手保護它并使之持續(xù)存在。

    社會制度捍衛(wèi)和延續(xù)了這一不平等體系。在一種認為不平等是正當的文化中，對人們進行社會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能成功地對人們進行社會化，就是讓他們去學習和接受他們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最后，武力有時也會被用來保證社會結構不遭破壞。

    有一些不平等可能是無法避免的，人們必須努力阻止它們的出現;因為一旦出現，就得付出更多努力去控制它們。米歇爾斯聲稱，有領導者的組織會不可避免地發(fā)展出一個不平等體系，最終想要根除該體系會變得異常艱難。馬克思相信，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社會就會迎來平等，但20世紀發(fā)生的一切并未證明他的觀點。事實上，實際情況遠比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在蘇聯或古巴等消滅了私有財產的國家，仍然出現了一個穩(wěn)定的不平等體系。該體系不僅建立在財產所有權上，而且也建立在政治領導權、職業(yè)和對財產的控制權上。

    聲稱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意味著人們就要無條件地接受貧困和苦難，或者是就要容忍獨裁暴政。對所有人來說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社會或組織中可以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有多少不平等是必要的?有用的?民主的?人道的?道德的?意識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也意味著那些致力于追求平等原則的人重任在肩，因為我們的社會對不平等體系太過鼓勵，太過包容。就這一點而言，平等就像自由，絕非理所當然的存在，只有永遠保持警惕，平等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