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凱申穿著一身中山服，挺直腰板坐在沙發上。這是他一貫保持的對外形象，除非在親人或心腹面前，常凱申永遠都站得直、坐得直。剛開始有可能是裝的，不過裝了幾十年也就成為習慣。

    周赫煊就顯得吊兒郎當了，他斜倚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問：“委員長怎么有空到我這里來？”

    常凱申也不在意周赫煊的態度，端起茶碗道：“我聽賤內說，周先生對法家思想頗有研究，所以來請教一二。”

    周赫煊笑問：“委員長一向推崇心學，怎么也對法家感興趣了？”

    常凱申一輩子最推崇的就是王陽明，在幾個月前，他還把陽明心學定為中國的立國精神，公開演講道：“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強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歐美的科學，而是得力于中國的哲學。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舉國上下，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么？就是中國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學。他們竊取‘致良知’哲學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

    常凱申晚年困居臺灣，除了寫日記強國以外，也耗費很多精力來研究儒學，還寫了本書叫《科學的學庸》。可惜蔣先生學問有限，各種尋章摘句、牽引附會，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特見解，而是挪置引用儒家傳統學說，把修身治國之道概括為八項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面對周赫煊的疑問，常凱申笑著解釋說：“陽明心學自然是立國之基、做人之本，但君子博采眾長，多了解一下其他學說亦非壞事。我對法家的法術勢三位一體比較感興趣，周先生可以詳細說明嗎？”

    周赫煊有大把時間跟常凱申瞎扯淡，他笑道：“‘勢’是‘法’和‘術’的根基，君主有了權勢，才能制定規則和玩弄權術。比如明末的崇禎皇帝，他在位的后期其實已經失了‘勢’。皇帝失勢，則大臣和武將都陽奉陰違，大明的國法被肆意破壞，再高超的權術也無法施展。”

    常凱申點頭道：“請繼續。”

    周赫煊笑道：“再來說‘法’，‘法’是‘術’和‘勢’的維系者。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有了規矩，臣子和百姓才能各行其道，就像火車行駛在鐵軌上。一個君主再有權勢，如果任意破壞規則，那必然引起群臣反彈。史書上講的所謂無道昏君，正是特指那些不守‘法’的帝王。儒家所說的倫理綱常，其實也是一種‘法’，共同約束皇帝和臣子。”

    “無道即無法，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常凱申點頭道。

    周赫煊又說：“最下的就是‘術’，‘術’是‘法’和‘勢’的執行者。它可以是帝王權謀之術，也可以是國家的施政方針。比如教育部剛剛頒布的那個《短期小學辦法》，就是‘術’的一種。現在中國的情況很難實現全民義務教育，又有無數的大齡失學兒童存在，因此在推行義務教育的時候就要講究策略，短期小學教育是個很好的辦法。”

    常凱申思考了片刻，問道：“那你說說，我現在的法、術、勢如何？”

    這個才是重點啊！

    周赫煊笑道：“我不敢說，說出來你要生氣。”

    “今天只是學術討論，不摻雜個人情緒，周先生但說無妨 說無妨。”常凱申道。

    周赫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直接來一句：“委員長，你正在失‘勢’。”

    常凱申臉色有些難看，忍著怒火道：“怎么講？”

    周赫煊沒有理會常凱申的臉色，說道：“‘勢’無常形，它是多方面的結合體。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都非常看重‘道統’，‘道統’代表著民心。說穿了，就是官員百姓對統治者的認可，只有被大多數人由衷認可，領導者才有最穩定的權威，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曹操為什么要挾天子以令諸侯？因為漢室道統未失，漢獻帝的權威仍在，曹操需要借皇帝的‘勢’，才能施展自己的‘術’，推行自己的‘法’。”

    常凱申問：“既然漢獻帝還有‘勢’，那他為什么又被曹操控制？”

    周赫煊笑道：“‘勢’是很多方面的集合，漢獻帝只保留了道統，但他失去了軍‘勢’。特別是在亂世，軍‘勢’往往比道統更加重要，并能夠轉化為道統。比如委員長你北伐成功，軍‘勢’就成功轉化為道統，所以現在大部分中國人都認可你的領袖地位。”

    這話說得常凱申很高興，他問道：“那你為什么說我正在失‘勢’呢？”

    周赫煊回答說：“因為委員長的‘法’和‘術’運用不當。”

    “怎么講？”常凱申問道。

    周赫煊說：“首先，你在不停地破壞‘法’。這個‘法’不僅僅是法律，更是指規則。自辛亥革命成功以來，共和理念深入人心，共和與民主就是最高‘法’。袁世凱破壞了共和之‘法’，所以他眾叛親離，而委員長最年來的行為也在破壞‘法’。共和之‘法’漸漸被破壞，你的道統之‘勢’就越來越不問，因此才有半年前的民意沸騰。”

    “原來你也在勸我施行民主憲政。”常凱申冷笑。

    周赫煊道：“只是學術討論而已，既然委員長讓我說，那我就該把道理說得明白些。講完‘法’，再來談談‘術’。委員長你的‘攘外必先安內’就是‘術’，通過‘術’的運用，把共和之‘法’轉移為破賊之‘法’，并依靠軍‘勢’來增加自己的權‘勢’。”

    常凱申笑了笑，不置可否。

    周赫煊批評道：“但你這個‘術’用錯了，權術之運用講求順‘勢’而為。這里的‘勢’專指民心，現在的民心在抗日和民主上邊，你‘剿匪’剿得再成功，也只不過壯大軍‘勢’而已，人們該反對你還是要繼續反對你。”

    常凱申生氣地說：“搞民主也要有先決條件，現在軍閥遍地、派系繁雜，我搞民主等于自取滅亡。至于抗日，你以為我不想抗日嗎？中日兩國差距甚大，拿什么去打？”

    周赫煊微笑道：“只說法家的理論，恐怕很難說得清楚，委員長可曾了解道家的黃老之學？”

    “就是那個無為而治的黃老？”常凱申氣得笑了，“以現在中國之混亂局面，誰敢無為？”

    周赫煊搖頭道：“黃老之學可不僅僅是無為，而是無不為，它比法家還更具有‘攻擊性’。法家只有法、術、勢，而黃老之學更進一步，提倡的是法、術、勢、利、力，不但包含法家的所有思想，而且還對法家思想進行了補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