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延安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派主任赴渝的決定。當天下午，先生的親筆復電發往山城。

電文很短：“特先派主任同志前來晉謁。”

收到這份復電時，奇兵正在黃山官邸召開軍事會議。當侍從室主任陳不累念出電文內容時，會議室里出現了短暫的寂靜。

然后，奇兵嗤笑了一聲。

“主任來了又如何？”他的聲音里帶著明顯的不屑，“沒有先生親至，談不出什么結果。這是共和在試探我們的底線。”

會議室里坐滿了國民黨高層。何應親、陳程、白崇溪等軍方將領，戴利、毛人風等情報系統負責人，還有張裙、吳鐵成等政界要員。李宇軒坐在奇兵右手邊，手里照例夾著一支煙。

“奇兵說得對，”戴利立即附和，“共和這是在玩緩兵之計。派主任來，既顯示‘誠意’，又不必讓先生涉險。等我們大軍部署完畢，他們想談也沒資本談了。”

但陳不累有不同看法：“共和此舉甚為狡猾。先遣副手摸底，既顯‘團結誠意’，又能避免主帥陷入被動，倒是老成謀國的做法。我們不可小覷。”

何應親拍案而起：“什么老成謀國？這是赤裸裸的緩兵之計！主任來了，我們就把談判拖下去，談它三個月、五個月！等我們大軍在華北、華東部署完畢，再談‘政令軍令統一’，到時候由不得他們不從！”

這位素以強硬著稱的將領，臉上滿是殺氣。抗戰期間，他與共和多次摩擦，積怨已深。

會議室里頓時議論紛紛。主戰派和主和派，務實派和理想派，各方意見激烈碰撞。只有李宇軒一直沉默著，只是緩慢地抽著煙，煙霧在他臉前聚了又散。

奇兵抬手示意安靜。

“主任要來，就讓他來。”他的聲音恢復了平靜，“來了，我們就好好‘招待’。談判可以談，但原則問題不能讓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這是我們的底線。”

他看向李宇軒：“景行，接待主任的事，你來負責。你們以前打過交道，比較熟悉。”

李宇軒點點頭：“是。”

“另外，”奇兵繼續說，“通知各戰區，受降接收工作要加快。尤其是平津、滬寧、江城這些要地，必須牢牢掌握在我們手里。”

會議又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討論軍事部署、財政安排、國際聯絡等各項事宜。散會時已是傍晚。

李宇軒沒有立即離開。他站在官邸的露臺上，看著長江對岸的燈火一盞盞亮起。重慶的夜晚總是來得很快，暮色一降，山城就變成了燈火的海洋。

“景公還沒走？”

李宇軒回頭，看到張治走了過來。

“文兄不也沒走？”

兩人并肩站在欄桿前。遠處傳來輪渡的汽笛聲，悠長而蒼涼。

“主任到山城，”張治中突然說，“景公打算怎么接待？”

“公事公辦。”李宇軒說，“該有的禮節會有，該談的問題要談。”

“只是公事公辦？”張治看著他，“景公，你我共事多年，我知道你不是那種墨守成規的人。抗戰期間，你在第三戰區，對他們算是手下留情了。”

李宇軒沒有否認：“都是國人，打日本才是正事。”

“那現在呢？”張治間，“日本投降了，接下來該怎么辦？”

這個問題，李宇軒已經問過自已無數次。他想起那個噩夢，想起夢中兩個自已的質問。想起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部下和學生，想起兒子李念安，想起孫子還有未出生的孩子。

“文兄，”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你覺得，這場內戰能避免嗎？”

張治沉默了很久。江風拂過，帶來夏夜的悶熱和遠處市井的喧鬧。

“很難。”他最終說，“雙方的立場差距太大，信任基礎太薄弱。奇兵要的是絕對統一，先生要的是聯合政府。這兩個目標，幾乎是水火不容。”

“但總要試試。”李宇軒說，“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這就是你主張和談的原因？”

李宇軒點點頭，又搖搖頭：“不只是主張和談，是真心希望和談能成功。打了14年仗，死了幾千萬人，老百姓太苦了。”

張治嘆了口氣：“景公，你有這份心是好的。但政治這東西，往往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奇兵有他的算盤，先生有他的打算。我們這些人，夾在中間，能做的其實很有限。”

“有限也要做。”李宇軒掐滅了煙，“總比什么都不做強。”

兩人又站了一會兒，直到天色完全黑透。張治離開后，李宇軒仍然站在那里。

他想起了1936年的西安，那時他也是這樣站在窗前，思考著國家的未來。那時他以為，國共合作抗戰，或許能成為民族新生的契機。但九年過去了，當初的期望正在一點點破滅。

“主任。”

一個聲音在他身后響起。李宇軒回頭，看到一個年輕軍官站在陰影里。他認出來，這是參謀總部的一個少校，叫郭儒瑰，平時沉默寡言，但業務能力很強。

“有事？”李宇軒問。

郭儒瑰上前一步，壓低聲音：“卑職剛收到一份情報，關于閻錫三部隊調動的。第二戰區的兵力正在秘密向晉南集結，目標可能是共和的太岳根據地。”

李宇軒眉頭一皺：“情報準確嗎？”

“應該準確。”郭儒瑰說，“我們在第二戰區有內線。另外，還有情報顯示，胡中南部也在向陜北方向移動。”

這些消息讓李宇軒心中一沉。少東家一邊邀請和談，一邊調兵遣將，這幾乎是在明牌告訴共和：談判只是幌子，武力解決才是真實意圖。

“我知道了。”他說，“你先回去吧，注意安全。”

郭儒瑰敬了個禮，轉身離開。走了幾步，他又回過頭：“主任，有些話卑職不知當講不當講。”

“你說。”

“卑職覺得，如果真的打起來，未必能像有些人想的那么順利。共和在敵后經營八年，根基很深。而且……而且老百姓普遍厭戰，如果內戰爆發，恐怕會失去民心。”

說完這些話，郭儒瑰迅速離開了，仿佛怕被人看見。

李宇軒站在原地，久久沒有動。郭儒瑰的話，其實也是他心中的憂慮。但在這個位置上，這些憂慮不能輕易表露。

夜色漸深，山城的燈火在長江兩岸綿延不絕。這座城市見證了太多歷史——抗戰時的堅守，勝利時的狂歡，而現在，它又將見證一場決定國家命運的談判。

李宇軒回到辦公室，開始起草接待主任的方案。他寫得很仔細，從接機安排到住宿安保，從會談議程到禮儀細節，每一條都反復斟酌。

寫到一半，他停下筆，從抽屜里拿出那個鐵盒。打開，里面是那些泛黃的筆記。他翻到最新的一頁，那是他前幾天寫下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共開始重慶談判。歷史節點：如果談判成功，或許能避免內戰。如果失敗，四年內戰，數百萬人傷亡。”

在這行字下面，他加了一句：“盡力而為，但也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合上鐵盒時，他的目光落在桌上一張照片上。那是去年全家福——他，兒子李念安，兒媳蔣化秀，四歲的孫子李鎮國，照片上每個人都笑著，那是戰爭年代難得的溫馨時刻。

如果內戰爆發，這樣的笑容還能保持多久？李念安此時還在前線，但作為他的兒子，難保不會被卷入。而那些黃埔學生，那些他教過的年輕人，又將有多少人要走上戰場，生死未卜？

李宇軒點燃今晚的不知道第幾支煙。煙霧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夢中那兩個自已——年輕的軍校生和年輕的平凡自已。這一次，他們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