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2月21日的清晨，羊城籠罩在濃得化不開的霧氣中。蔣銳元拎著簡單的行李站在院子里，對正在清點軍械的李宇軒說：“景行，我們走吧。”

李宇軒手中的賬本“啪嗒”一聲落在地上，他難以置信地望著眼前的人：“少東家，軍校還沒建起來啊！校舍才修繕了一半，招生章程都還沒付印……”

“我已經辭了職。”蔣銳元的聲音平靜得聽不出一絲波瀾，“準備回溪口老家。你跟不跟我走？”

李宇軒胸口一陣發悶。他想起這些日子蔣銳元把自已關在屋里，原以為只是暫時的消沉，卻沒料到竟真的一走了之。更令他無奈的是，這位少東家臨走還要帶上他——若是違逆了他的意思，怕是要鬧到溪口母親那里，落得個“不服管教”的罪名。

“罷了，不敢賭這個氣。”李宇軒暗自嘆息，彎腰拾起賬本，“回去也好，正好看看那孩子。”

收拾行裝時，李宇軒望著那些畫了一半的軍校布局圖，心頭涌起一陣酸楚。就因為受了這點委屈，便將孫先生的重托、眾多弟兄的期盼全都拋在腦后，這哪里是個成大事者的氣度？可轉念一想，蔣銳元這倔脾氣若是上來，十頭牛都拉不回來。與其讓他在廣州越待越煩躁，不如回溪口暫避鋒芒，或許能讓他冷靜下來。

當日的客輪載著二人駛向寧波。蔣銳元一路沉默，時而憑欄望著江水出神，時而翻看從廣州帶回的舊報紙。看著他這般模樣，李宇軒心頭的火氣漸漸消散——或許這位少東家是真的覺得委屈，或許是籌備工作的重重困難壓得他喘不過氣，只是他向來要強，不肯輕易說出口罷了。

蔣銳元辭職歸鄉的消息，如插了翅膀般飛回羊城，很快傳到了孫問先生耳中。

那日孫先生正在辦公室批閱文件，宋晴齡端著熱茶走進來，見他眉頭深鎖，柔聲問道：“先生可是遇到了什么難事？”

孫先生指著桌上的電報，哭笑不得：“夫人，你且看看。這世上哪有當了一個月的籌備委員長，說走就走的道理？”他拿起電報又細細讀了一遍，語氣中滿是無奈，“銳元這孩子，還是這般沉不住氣。”

宋晴齡溫聲勸解：“許是覺得難處太大，一時鉆了牛角尖。”

“罷了。”孫先生將電報往桌上一按，目光重新變得堅定，“他蔣校長擺挑子，我這個做先生的只好親自下場了。革命事業耽擱不起啊。”

接下來的日子里，孫先生將全部心力都傾注在黃浦軍校的建設上。他做了兩件事：一是親自帶著廖中愷四處拜訪軍政要員，硬是打通了資金渠道，讓停滯的籌備工作重新運轉起來；二是給溪口的蔣銳元去信，一封接一封，信中既肯定他的才能，又體諒他的難處，言辭懇切地勸他“以大局為重，速歸羊城”。

可蔣銳元像是鐵了心，收到信要么壓在抽屜里不看，要么就對著李宇軒抱怨：“孫先生這些話，說得比唱得還好聽。若是真重視我，當初怎不替我駁斥范石生？”

李宇軒只能默默聽著，心里卻明白：這位少東家是在等一個體面的臺階。

兩個月后，溪口的楊梅紅了滿枝頭。李宇軒正在院子里教“兒子”認字，那孩子已近十歲，眉眼間漸漸顯出英氣，握著木槍比劃的模樣頗有幾分架勢。蔣銳元忽然從外頭快步進來，手里捏著封電報，臉上是掩飾不住的激動。

“景行，最近黃浦那邊可有什么消息？”他急急問道。

李宇軒放下手中的書卷：“少東家，聽說黃浦軍校已經辦起來了。前日廣州來的信上說，五月五日就要開學，孫先生親自兼任總理，廖中愷先生任黨代表。”

“辦成了？”蔣銳元眼睛一亮，手中的電報簌簌作響。

“是啊，聽說招了四百多名學生，蘇聯顧問也到了，校舍、軍械一應俱全。”李宇軒故意說得輕描淡寫。

蔣銳元卻像被什么蟄了一下，猛地站起身：“那你還愣著做什么？快去收拾行李，我們這就回廣州！”他一邊說著一邊往屋里走，“開學典禮可不能誤了時辰！”

李宇軒站在原地，望著他手忙腳亂的背影，心里五味雜陳。這兩個月來，孫先生的信如雪片般飛來，好話說盡，這位少東家卻始終無動于衷。如今軍校建成了，不用他再費心籌備，他倒急著回去了。

這般的行事作風，當真是將“見機行事”四個字發揮得淋漓盡致。

雖是這么想著，李宇軒還是轉身招呼兒子：“小石頭，隨爹去廣州，帶你見識真正的軍校。”

孩子歡呼著扔下木槍，撲過來抱住他的腿。李宇軒笑著將兒子抱起，望著屋里忙碌的身影，忽然覺得這位少東家雖然時常任性，卻總能在關鍵時刻把握住機遇——或許這正是他的過人之處，看似隨性而為，實則比誰都清楚自已想要什么。

當日下午，三人便登上了前往廣州的客輪。輪船啟航時，蔣銳元站在甲板上，望著漸漸遠去的溪口，忽然問道：“景行，你說我這次回去當校長，眾人可會服氣？”

李宇軒抱著兒子，微微一笑：“少東家若是能把在溪口休養的這份從容用在軍校建設上，莫說學生，便是蘇聯顧問也要對您刮目相看。”

蔣銳元被這話噎了一下，隨即放聲大笑。海風拂起他的衣角，夕陽的余暉灑在他臉上，眼中的迷茫與委屈早已消散，只剩下熟悉的銳氣。

李宇軒知道，黃埔軍校的傳奇才剛剛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