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此人的性格，極其復雜，大義雖然不失，但小節卻虧得嚴重。

    錢是個好東西，杜月笙為了錢，可以不顧老百姓死活，比如長期從事鴉片貿易。

    與此同時，杜月笙又仗義疏財。只要他把你當朋友，那么一切都好說，江湖上公認的，杜月笙值得性命相托。

    周赫煊之所以非常放心的把藥品交給杜月笙，原因很簡單——杜月笙喜好名聲，講究義氣，并且極度渴望得到認可和尊重。

    比如，杜月笙喜歡做慈善。他還發起倡導，號召青幫大佬把過生日收的禮金，全部捐獻給慈善組織，并親自擔任上海紅十字會副會長。他歷年所捐善款，總是排在上海捐款榜的前三名。江南地區若遇災害，杜月笙也總是第一個站出來賑災，速度往往比政府還快。

    這就是在邀名。

    又比如，但凡有社會名流落難，不管是軍閥政客還是大學者，只要上門找到杜月笙，他必然奉為座上賓，且鼎力相助，銀子給得再多都不眨眼。

    這就是渴望得到認可。

    名聲，是杜月笙最看重的東西，他答應周赫煊的事情必然全力去做，可信度遠高于國民政府的官僚。

    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杜月笙還是一個愛國者……

    歷史上，淞滬會戰爆發之時，杜月笙主動提出計劃：在長江下游沉沒自己輪船公司的船只，用以阻擋日本軍艦通行，同時為中國將領提供自己的防彈汽車。

    杜月笙還組織青幫力量，全力配合戴笠的特務行動。并將發起組建“淞滬別動總隊”，共有8000多名民兵，其人員構成為：商店店員、地皮流氓、國黨潰兵、失業工人、公務人員等等。

    雖然杜月笙的別動總隊是一幫烏合之眾，被日寇打得潰不成軍，但他們至少參戰了，沒有屈膝當漢奸——最后一支別動分隊，1938年2月才撤出上海，那時候淞滬會戰都結束三個月了。

    上海別動總隊雖然潰敗，杜月笙還在繼續組織地下抗日行動。直至日軍進入上海南市，杜月笙才逃去香港，繼續在香港進行抗日活動。而上海青幫的地下抗日斗爭，持續了足足三年，杜月笙一直都在遙控指揮。

    國難當頭，幫會也是愛國的。

    不僅是青幫和洪門，四川的袍哥會，同樣涌現出許多愛國團體。

    ……

    八月五日，《春望》詩刊正式發行創刊號。

    周赫煊為紀念趙、佟兩位將軍的《沁園春》，迅速在大江南北流傳開來。國共兩黨的報紙也極為配合，大力宣傳趙登禹、佟麟閣的英勇事跡，把他們奉為抗戰軍人的英雄榜樣。

    《春望》由此打開場面，成為愛國青年爭相傳閱的刊物，每天都有無數詩稿從全國各地寄來。

    郭沫若也從日本回國了，并擔任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機關刊物《救亡日報》的主編。不管這位先生私德如何，但他的愛國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曾在老蔣清黨的最危險時刻加入共黨，也在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回國，能做到這兩件事，應該獲得后人的尊重。

    徐志摩家中。

    龐德正在閱讀報紙，隨著中國時局變幻，他暫時放下對《易經》的研究，轉而關注中國人的愛國精神。

    昨晚，龐德還給摯友艾略特寫了一封信，說道：

    “當我還在美國的時候，就對中國文化深深著迷，對中國展開過各種幻想。在我的幻想當中，中國神秘而傳統，這里的男人留著辮子，這里的女人裹著小腳，有著精美的瓷器，有著柔軟的絲綢。就像印度一樣，中國應該是個未開化的民族，底層人民蒙昧無知，上流社會頑固保守，知識分子優雅排外……”

    “而當我真正來到中國，發現跟我的幻想有很大不同。前兩天， 前兩天，我跟哈恩小姐（項美麗）進行了一番交流，她對于中國的了解深入透徹，令我大為震驚。中國政局雖然四分五裂，但卻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就連很多不識字的底層貧民，都是令人敬佩的愛國者……”

    “中日兩國已經開戰，這是一次全面戰爭，我看到中國人異常團結。昨天，哈恩小姐和她的中國情人邵（洵美），邀請我到一家戲院觀看演出。據邵先生介紹，演出的劇目分別為《楊家將》、《穆桂英掛帥》、《岳母刺字》、《蘇武牧羊》、《花蕊夫人》，都是中國著名的愛國戲劇，其中《花蕊夫人》的編劇還是周赫煊先生和他的朋友。演出過程中，中國觀眾瘋狂拍手叫好，還有人站起來大喊‘干死小日本兒’。”

    “而在前往劇院的路上，我還看到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發起的募捐活動，人們排著長隊，非常有秩序的捐出救國款。這跟平時亂糟糟的中國人非常不一樣，他們是如此團結，如此遵守紀律。”

    “這個國家正在沸騰，就像是受傷咆哮的獅子。中國現在有一首歌非常流行，這段時間我在廣播里反復聽到，歌詞是這樣的：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我必須留下來，留在中國。不僅是學習這個國家的文化，還要研究這個國家的靈魂，這肯定是個極為有趣的課題……好了，就寫到這里。下次再聊吧，我的朋友。”

    龐德閱讀中文報紙的時候，周赫煊正在和徐志摩聊天。

    “若是上海即將淪陷，就把《春望》雜志社遷到武漢。”周赫煊說。

    “你覺得距離上海淪陷還有多久？”徐志摩問。

    周赫煊道：“三五個月吧。”

    徐志摩有些吃驚：“能堅持那么久？”

    是的，徐志摩吃驚的不是上海淪陷太快，而是吃驚上海淪陷太慢。

    因為北平有堅城可依，也只守了大半個月，其中很長一段時間還是日寇在等援兵。而上海連城墻都沒有，日本的海軍還可以開來，一旦上海開戰，必然淪陷得比北平還快。

    至于日本是否會進攻上海，沒人對此懷疑，因為上海對中國太重要了。

    不僅常凱申想在上海開戰，日本海軍也想在上海開戰。若真老老實實的從北打到南，日本海軍要等多久，才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徐志摩說的這種話，代表了很多中國人的心聲。

    北平淪陷得太快了，以至于人們對未來的抗戰喪失信心，日本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而此時的國人也對此等狂言有些相信。

    歷史上，淞滬會戰雖然失敗，但卻有著更為重要的精神意義，它打擊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氣焰，也為無數國人對抗戰必勝堅定了信心。

    比如胡適這樣的和平論者，就是在淞滬會戰之后，徹底轉變成對日主戰派的。

    人們的想法大概如此：原來，中國也可以打！

    周赫煊也懶得說太多，只提醒道：“十月底，你帶著《春望》編輯部前往武漢。還有，你提醒徐伯父，讓他盡快把工廠內遷，再遲就找不到船了。”

    “我不一定能說服他。”徐志摩道。

    江浙工廠大舉內遷，是在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后，距離現在只有不足兩周的時間了。若不提前動身，真的連船都不好找，好多人搬家只能趕著牛車出發。

    而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周赫煊就提醒華北地區的希望小學，讓老師帶著學生盡快南下轉移。但大部分師生都不肯走，只有少數在平津淪陷后，拿著周赫煊提供的經費倉皇逃離。

    周赫煊現在也要離開了，而且是帶著阮玲玉、周璇一起走，他在重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