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當口，南京國民政府卻要禁一首愛國歌曲，這聽來似乎像是天方夜譚。

    然而事實確實如此。

    自從“淞滬之戰”結束后，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刻意壓制國內的排日活動。到了“長城抗戰”失敗，中日兩國秘密簽署《塘沽協定》，南京政府取締民間排日運動的意圖就更加明星。

    再過半年，也就是1935年2月，常凱申和汪兆銘甚至會聯名發布《嚴禁排日運動令》，隨即國黨中政會向全國報紙、通訊社發布通告：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貨的消息。

    在南京政府的這種思想指示下，《萬里長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兩首歌，絕對屬于必須禁止的歌曲。包括周赫煊那本《非攻》雜志，通篇都在宣傳抗日思想，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會被徹底查封。

    到時候塞再多錢都沒用，因為嚴重違背了常凱申和汪兆銘的國際外交方針。

    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個例外，歷史上，這家公司發行了許多抗日愛國歌曲，沒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殺過。原因很簡單，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復雜了，主要股東來自于英國、法國和美國。

    英法美三國都是爸爸，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產業，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都不敢對百代唱片公司下手——最多也就抗議警告一下。

    也別覺得汪兆銘的表現太慫，一聽到是英國公司就嚇尿，即便換成常凱申，同樣也只能選擇視而不見。

    民國時期，中國方方面面都被列強控制。最大的礦山股份被洋人控制，最大的茶葉公司被洋人控制，最大的漁業公司被洋人控制……除非南京政府徹底撕破臉，強行接收這些外資產業，否則只能乖乖的喊爸爸。

    當然，汪兆銘雖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殺唱片，但他還有其他手段。比如，禁止國內一切廣播電臺播放周赫煊的歌，禁止在公開場合播放相關唱片等等。

    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本來有兩部電影想使用《萬里長城永不倒》做主題曲，現在政府的命令一下，電影公司立即放棄了這個想法。還有即將舉行的華北運動會，主辦方打算將《萬里長城永不倒》做為入場式歌曲，如今也只能作罷。

    南京政府越是這樣封殺，《萬里長城永不倒》的唱片就賣得越好，或許是民眾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僅僅幾天時間，只是在上海及周邊地區，《萬里長城永不倒》就賣出2000多張，《蘭花草》也賣出600多張，如此爆棚的銷量走勢把百代唱片公司樂壞了。

    英國佬才不管什么中日關系，也不管你中國人愛不愛國，他們只希望唱片越賣越多，把真金白銀賺到手。

    各大報紙雖然被南京政府警告，不得刊登關于這些歌的討論文章。但地下刊物卻不管那么多，許多地下雜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譜，發行到東北、日本，甚至是東南亞地區，使得《萬里長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迅速傳播，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愛國歌曲。

    特別是已經淪陷的東北四省，許多抗日隊伍專門請人教唱，將士們含淚唱著這兩首歌英勇殺敵。

    ……

    海格路，周公館。

    埃德加·斯諾與周赫煊相對而坐，他拿著速記本笑道：“周先生，最近你的詩和歌都流傳很廣，你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和歌曲創作者。”

    “最偉大談不上，中國有很多偉大的人物，我只是稍微有點名氣而已。”周赫煊說。

    埃德加·斯諾是一個青年帥哥，當然，再過幾年就要變成禿頂大叔了。他是《紐約日報》的駐華記者，還兼任燕京大學的新聞系講師，采訪足跡從中國東北一直延伸到東南亞、日本。

    斯諾笑道：“你太謙虛了，我見過的中國人很多都是這樣。”

    周赫煊說：“謙虛是一種美德。只有那種毫無文化底蘊的國家和民族，才會得勢就猖狂，比如日本。”

    “你很討厭日本？”斯諾問。

    周赫煊強調道：“極度討厭！”

    斯諾說：“中國有三位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一是胡適，二是魯迅，還有一個就是閣下。我采訪過胡適和魯迅，他們跟你都不一樣。”

    “怎么講？”周赫煊道。

    斯諾說：“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是美國式的。魯迅是一個革命者，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而是著眼于中國的國民改造。而你有些民族主義者的傾向，你的言行都以國家為出發點。”

    周赫煊笑道：“你歸納得有些意思。而且你的采訪風格也很有趣 也很有趣，你喜歡跟被采訪者聊天，而不是一問一答的方式。”

    “當然，一問一答目的性太強了，容易忽略很多細節，”斯諾說，“你知道美國這幾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嗎？”

    周赫煊說：“自由主義和民權主義。”

    斯諾道：“能聊聊你的看法嗎？”

    “自由主義和民權主義由來已久，但最近幾年在美國風行，主要還是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周赫煊闡述道，“美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公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甚至連自由言論也受到壓制。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主義和民權主義在美國流行起來很容易理解。”

    “很有意思的見解，”斯諾點頭道，“那你能否比較一下，中國和美國的自由運動、民權運動之間的區別。”

    周赫煊分析說：“美國是資本政治，法治建設比較完善。因此，美國的自由運動和民權運動，都圍繞著美國憲法而進行。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能打破美國憲法的制約。所以美國的自由運動和民權運動，是可控的，可引導的，非暴力的，具有合法性的。但中國不一樣，中國是強權政治，法治建設還在起步階段。剛才你說，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但他僅僅是寫了幾篇呼吁憲政的文章，就被當局逼得遠走海外。而魯迅參與的民權運動，更是直接被暴力鎮壓，魯迅本人也多次逃到租界避難。”

    斯諾笑道：“你的見解很透徹，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你是一個真正的智者。”

    周赫煊攤攤手：“智慧非常寶貴，但有的時候，智慧毫無用處。”

    斯諾又問：“你對中日兩國的關系怎么看？”

    “必有一戰，而且中國必勝。”周赫煊說。

    斯諾笑道：“你果然與眾不同，你非常有自信。我采訪的其他中國人，在談起這個話題時，他們表現得都很憂慮，極度缺乏自信心，對未來有一種難言的恐懼。”

    周赫煊說：“我的自信并非來源于自身，而是對我的國、我的民、我的文化有自信。”

    斯諾突然提起丁玲：“去年，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女士失蹤，很多人都參與了救援行動。你好像沒有參加？”

    “我對這個事情不了解。”周赫煊道。

    斯諾突然壓低聲音：“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正在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聯手行動，策劃著營救丁玲女士。周先生有沒有興趣加入？”

    周赫煊笑道：“如果只是寫幾篇文章，我非常樂意。畢竟，丁玲女士也算我的朋友。”

    斯諾說：“孫夫人已經跟國際政治犯聯合委員會有了計劃，這是一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下屬的機構，專門致力于保護集權政治下的政治犯的民權。如果你要加入的話，可以跟伊羅生先生取得聯系。你知道伊羅生嗎？”

    周赫煊說：“我跟伊羅生在荷蘭見過面，他是美國左翼作家兼記者。”

    “既然都是朋友，那就更好辦了。”斯諾笑道。

    周赫煊是真無所謂，因為丁玲根本不用他去救。如今丁玲正和同居男友一起，被軟禁在特務頭子徐恩曾的別墅里，除了沒有自由，丁玲好吃好喝舒服著呢，甚至國黨特務還會把丁玲的母親、兒子都接去。

    丁玲之所以有如此優渥的待遇，原因有二：

    一是孫夫人在積極救援，并且在國內外瘋狂宣傳丁玲。如今丁玲不僅在中國名聲大振，在美國也有無數讀者。國黨怕引來惡劣的影響，不敢殺，也不敢放，只能每天軟磨硬泡的引誘丁玲叛變；

    二是特務頭子徐恩曾最寵愛的姨太太，正是前幾年叛變的共黨費俠。費俠雖然叛變投敵，但還是比較同情共黨的，經常勸阻徐恩曾不要使用酷刑。把丁玲軟禁在別墅慢慢誘降，也是費俠出的主意，徐恩曾對她言聽計從。

    歷史上，丁玲最終能夠被釋放，主要還是美國那邊起了作用。南京政府承受不了國際輿論壓力，只能被迫釋放丁玲。如果有周赫煊參與的話，可能事情要順利許多，至少能讓丁玲提前半年重獲自由。

    當然，其中也有丁玲自身的原因。

    費俠這個共黨叛徒，在給徐恩曾做姨太太以后，可是誘降了許多共黨。而丁玲被抓后油鹽不進，無論費俠怎么誘降，怎么給好處，甚至把丁玲的母親和兒子都接來，威逼利誘之下，丁玲堅持了整整兩年也沒投降。

    現在接下了營救丁玲的任務，周赫煊覺得自己該到美國走一趟了。

    說起來很可笑，想在中國救人，卻必須去美國造勢。或許在南京政府眼里，美國民眾的輿論，遠遠比中國民眾的輿論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