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7月17日，晴。
維也納的夏天熱起來是真要人命的。環城大道上的柏油路面被太陽曬得發軟，馬車輾過去會留下淺淺的轍印，空氣里彌漫著一股瀝青被烤化的味道。
街邊的椴樹倒是綠得很好，可那點樹蔭根本不夠分。賣冷飲的小販推著車在路邊叫賣酸梅湯和檸檬水，生意好得不得了。
環城大道沿線立著好幾塊市政告示牌，平時貼些稅務通告、征兵啟事之類的東西，路過的人偶爾瞟一眼，很少有人駐足。
前年跟奧斯曼開戰的時候，倒是熱鬧過一陣子——那會兒每天都有人圍在告示牌前面，等著看最新的戰報。
薩羅尼加打下來了，阿福克拉那邊推進到哪兒了，傷亡數字多少。
有些老太太拿著手帕抹眼淚，有些年輕人拍巴掌叫好。但那股熱乎勁兒過得很快。等奧地利劃定的那條占領線基本穩下來以后，告示牌前就冷清了，人們茶余飯后倒還會聊幾句——比如第七軍那個炸掉奧斯曼炮臺的中尉叫什么名字來著，維希尼茨的騎兵沖鋒是不是真有報紙上寫的那么漂亮——但也就是閑聊的程度。
可今天不一樣。
歌劇院環路那一段的告示牌前，里三層外三層圍了少說上百號人。后面的人踮著腳往里擠，前面的人仰著脖子在念。幾個矮個子的婦人干脆拽著前面男人的衣袖問：“寫的什么？念大聲點！”
告示牌上貼的是一張加蓋了帝國政府大印的通告，用的是那種粗黑體的哥特字母，標題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版面——
告奧地利全體國民書
正文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行文是官方文件那種特有的調子，拗口、繞彎子，但核心意思其實就那么幾句話：奧地利身為德意志民族的領袖與保護者，對北德意志諸邦國近年來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深感痛心。普魯士王國在所謂《波茨坦協定》中，以武力威脅為手段，悍然剝奪了梅克倫堡、黑森等古老邦國的固有主權，強行解散其軍隊，派駐行政官員，違反了維也納會議議定書。此等暴行不僅違背了德意志民族數百年來的傳統與法理，更是對全體德意志人尊嚴的踐踏。
通告接下來說，上述邦國的合法君主已多次向維也納發出請愿，懇請帝國出面維護正義。弗朗茨皇帝陛下深思熟慮之后，決定回應這一正義的呼聲。帝國將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軍事行動，以恢復北德意志諸邦國的合法權利，并將誤入歧途的普魯士帶回德意志大家庭的正道之上。
最后是一段號召性的文字：帝國的兒女們，你們的皇帝需要你們的支持與信任。此次行動并非侵略，而是解放；并非戰爭，而是撥亂反正。奧地利軍隊所到之處，將只有秩序與自由。
落款日期是7月16日，也就是昨天。
告示牌前炸開了鍋。
最先出聲的是一個留著灰白色八字胡的粗壯男人。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上衣。他站在人群前排，拿著獨臂叉著腰，聲音又粗又響，旁邊幾個人全被他蓋過去了。
“有什么好吵的？皇帝陛下說打，那就打！”他回頭掃了一眼身后那些交頭接耳的人，“我告訴你們，普魯士那幫人早該收拾了！普魯士人根本靠不住！現在柏林把人家的軍隊吞了，把人家的國庫搬了，波茨坦那個會上，刺刀都架到脖子上了，這跟土匪有什么區別？”
旁邊有人嘟囔了一句“可那畢竟是德意志人打德意志人”。
獨臂老兵轉過身來，眼睛一瞪：“德意志人打德意志人？普魯士佬把梅克倫堡公爵關在自己的宮殿里不讓出門，這也是德意志人對德意志人干的事？我告訴你們，我這只胳膊就是在在普法戰爭中救援普魯士丟的。”
他晃了晃空袖管，“我不怕再丟一條腿。皇帝陛下做的對。有些事情你不拿拳頭去說，人家永遠聽不懂。”
幾個看熱鬧的人給他鼓了掌。也有人面面相覷，一聲不吭。
離獨臂老兵不遠處站著兩個年輕人，看穿著打扮像是大學生。一個戴著圓框眼鏡，手里捏著一本卷起來的書——封面隱約能看見“國民經濟學”幾個字。另一個頭發亂蓬蓬的，敞著襯衫領口，一臉的曬斑。
戴眼鏡的那個把書卷得更緊了，低聲跟同伴說：“又來了。”
亂頭發的同伴問：“你怎么看？”
“怎么看？你算算。”戴眼鏡的學生往后退了一步，避開人群的推搡，壓著嗓子說，“五九年跟撒丁打了一仗，六四年介入石勒蘇益格的事，之后是幫助普魯士對抗法國，兩次跟俄國人一塊兒去打奧斯曼——中間還有匈牙利那檔子事。二十年，五場仗，一場內部平叛。“
戴眼鏡的學生撓了撓頭，然后繼續說道：“雖然有的過程復雜一點，但最終的結局是全都贏了。”
戴眼鏡的學生站在原地，他發現自己說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不是恐懼——沒有理由恐懼。帝國過去二十年打了五場對外戰爭，每一場都贏了，還順手平了匈牙利人的叛亂。五九年瓜分撒丁王國以及從撒丁王國搜刮來的戰利品加上平定匈牙利二次叛亂，成功讓奧地利度過了財政危機，加上威望大大增加。軍功制高于一切也是從那個時候確立的。
之后的多次戰爭，帝國盡管付出了一定的士兵損失，但都勝利了。
他上個月在圖書館翻過帝國近十年的財政報告，國庫比任何時候都充裕，軍工廠在擴產，維也納到處在蓋新樓。數字寫在紙面上，漂亮得無可挑剔。
讓他不安的不是數字。
是這份理所當然。是周圍每一個人——亢奮的老兵，嘆氣的主婦，擺手的大胡子——都已經把“帝國會贏”當成了空氣一樣不需要討論的東西。二十年里所有戰爭全贏了，于是第六場也一定會贏。好像戰爭只是一樁不太方便但總歸劃算的買賣，去一趟，收一筆，回來繼續過日子。好像運氣是一種可以永遠透支的貨幣。
他在經濟學的課堂上學過一個概念，叫作邊際。每多投入一個單位，回報就少一分。他不知道這個概念能不能用在運氣上。
“難道我們會一直贏下去嗎？”戴眼鏡的學生突然開口問道。”
“這誰知道呢？應該可以吧。”亂頭發的同伴停頓一會又繼續說道，“我覺得現在帝國最需要的是休養生息，其實。太多的戰爭了，每次戰爭帶來的傷亡意味著家庭的損失，帝國生育率在五年前達到最高值之后就開始緩慢下降大概就是因為這個。而我想政府又意識到了人口的重要性，這和他們設立生育獎章可以看出。”
（生四個孩子可以獲得銅制伊麗莎白皇后獎章，六個是銀質獎章，八個則是金質獎章，加上一些政策優惠，不同民族的夫妻結婚以及生孩子有其他獎勵）
“但他們繼續戰爭跟這個好像不合理。我覺得他們可能腦子思維沖突了。”他比劃了一下，“一個小人在說趁著現在應該多擴張，多搶占土地，奪得資源，另一個小人在說，我們的人民需要幸福，需要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
“哎。也許等會兒我們可以去旁聽一下帝國議會的會議，我看了公告，下午有一場公開會議，也許我們可以問一下議員們。”
“嗯。”
...
人群里還有一個胖胖的中年婦人，穿著碎花圍裙，胳膊底下夾著一籃子剛從市場買回來的菜。她擠不到前面去，就扯著旁邊一個男人的胳膊問了半天，總算弄明白了告示的大意。
“喲，又要打仗啊。”她的語氣倒沒多驚慌，反而帶著一種過來人的淡定，“打吧打吧，反正這些年也沒消停過。我跟你們說啊，上回打奧斯曼的時候，豬肉漲了三個克羅伊策，面粉漲了五個，我家那口子在鐵路上做工，工錢倒是一個子兒沒漲。”
她往籃子里的菜翻了翻，念叨著：“打北邊的還是打南邊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一開仗，東西肯定又要貴。”
旁邊有個年輕姑娘聽了笑起來，胖婦人白了她一眼：“笑什么笑，你有男人沒有？有男人的話仗打起來還不知道輪到誰去呢。”
那姑娘不笑了。
人群邊緣的一棵椴樹下面，一個穿著市政官員制服的中年男人站在陰涼里，手里拿著一份疊好的文件——他大概是來張貼這份通告的，或者至少是來確認張貼情況的。他戴著一頂有些舊的硬檐帽，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什么，不是興奮，也不是憂慮，更接近于一種——平靜的無所謂。
他抬頭看了看太陽。
快正午了，日頭毒得厲害，樹蔭都快縮沒了。告示牌前面的人越聚越多，吵嚷聲越來越大，但他覺得跟自己沒什么關系。打普魯士也好，打奧斯曼也罷，他的工作就是把通告貼到指定的位置，確認沒有被風吹歪、沒有被人撕掉，然后回辦公室寫一份回執。
戰火燒不到維也納來的。他心想。
這座城市太漂亮了，歌劇院剛翻修完，市政廳的新鐘樓下個月就要竣工，多瑙河運河邊上的公園里玫瑰開得正艷。上帝不會允許炮彈落在這種地方的。
他低下頭，用手背擦了擦額頭上的汗，轉身慢悠悠地走了。
當天晚些時候，告示的內容已經傳遍了維也納城的大小咖啡館和酒館。
格里恩施泰特咖啡館里吵得不可開交，幾個律師模樣的人拍著桌子爭論“邦國請愿”的法理基礎到底站不站得住腳；中央咖啡館里，幾個記者在搶著寫稿子，墨水瓶差點打翻了兩回。多瑙河對岸的利奧波德城，猶太商人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討論著這事兒對股價意味著什么——維也納交易所上周就有異動了，軍工板塊的股票悄悄漲了一截，現在看來是有人提前得到了風聲。
《維也納日報》加印了號外，黃昏時分報童在大街小巷亂竄，扯著嗓子喊：“號外！號外！帝國告國民書！奧地利軍隊將解放北德意志！”
不是所有人都在叫好。
自由派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哥廷根大學出身，但多年來一直在慕尼黑大學任教，以一手刻薄文章聞名法律界——當天就在他主編的《法律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評論。這篇文章在幾天之內被轉載了不下二十次，也讓他險些被帝國審查機關盯上。
他寫道：
“我的正義感是站在普魯士一邊的。也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弗朗茨皇帝試圖對普魯士發動的這場戰爭——被如此無恥地、如此令人發指的愚蠢地煽動起來過。
在我的圈子里——我不怕說這話——每個人都痛恨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德意志軍隊對德意志軍隊，一場內戰。三方、四方勢力對一方勢力的圍獵，沒有任何站得住腳的法律依據，沒有人民的參與和意愿，純粹是幾個外交官在密室里、幾個皇帝和國王在信件里交換出來的齷齪交易。
他們管這叫'解放'？把別人家的事變成自己開戰的借口，這叫解放？自從拿破侖以來，'解放'這個詞就沒有被如此粗暴地濫用過。”
著名的詩人特奧多爾·馮塔納則是對自己的友人寫道：
“當一個國家動用十萬軍隊去'解放'并不曾請求被解放的人民時，我們最好還是把這個詞留給詞典，不要侮辱它。維也納聲稱要恢復德意志各邦的主權——這同一個維也納，六年前剛剛用刺刀向布達佩斯證明過它對'主權'一詞的真實理解。如果這就是解放，那么我想問一句：強盜破門而入的時候，是否也可以宣稱自己是在解放屋主免于財產的重負？”
“我絕非為柏林辯護——普魯士對北德各邦的所作所為同樣是赤裸裸的強權。但一個強盜不會因為另一個強盜的存在而變成圣徒。兩個強盜爭奪同一條街道——這才是我們正在目睹的事情的本質。”
這段話很快在知識分子圈子里流傳開來。有人暗暗叫好，有人罵他是賣國賊，更多的人把報紙折好塞進口袋里，什么都不說。
同一天，柏林。
柏林王宮中，腓特烈王儲的妻子維多利亞——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坐在書房里，面前攤著一張還沒寫完的信紙。窗外是普魯士灰蒙蒙的夏日天空，跟維也納的艷陽高照完全是兩回事。
她寫給母親的信里沒有什么外交辭令，那些東西留給外交大臣去操心。她寫的都是心里話：
“親愛的媽媽：
我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您是知道的。但此刻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已經再清楚不過——這是奧地利對普魯士赤裸裸的侵略。弗朗茨皇帝所謂的'應北德諸邦請愿'不過是一層遮羞布，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腓特烈很沉默。這幾天他幾乎沒怎么睡覺。陛下（指威廉一世）的身體不太好，但精神比誰都硬朗——他說他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俾斯麥倒是鎮定得可怕，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預料之中。
媽媽，我們需要英國的幫助。我不是在說軍隊——我知道議可能不會同意這個。但至少在外交上，在道義上，請您和迪斯雷利先生說一說。如果歐洲對這種事情保持沉默，那么今天是普魯士，明天就不知道是誰了。
您忠誠的女兒，維多利亞”
而在維也納的街頭巷尾，口號已經開始出現了。
有人用粉筆在墻上寫：“自由與統一！德意志的統一已經來臨！”——這行字被寫在了大學區的圍墻上，字跡潦草而亢奮，感嘆號重重地戳在石灰墻面上，像是要把墻戳出一個洞來。
但在同一面墻上，就在這行字的下面，不知道什么時候，有人用另一種筆跡寫了四個字：
“兄弟相殘。”
沒有署名。
兩行字緊挨著，像是一場無聲的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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