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菊與刀》問世的同時，好巧不巧，南方那邊出了本《日本論》，兩書問世的時間相差不到半個月。

    戴季陶的《日本論》，一向被視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學者認為它比《菊與刀》寫得更深刻。

    畢竟，真正了解日本的，還得是中國人。

    不過《菊與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內容已經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連內容框架都不一樣了。

    上海。

    國富門路有一棟小洋樓，是蔣百里最近買下的。他把北平的舊居賣了7500大洋，又向興業銀行辦抵押貸款，終于湊夠錢在上海買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剛剛開始時，常凱申、孫傳芳和吳佩孚同時發出邀請，希望蔣百里能去做他們的參謀長。

    蔣百里最開始答應了吳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勸吳佩孚跟廣州革命軍合作。吳佩孚當然不會聽從建議，于是蔣百里便辭職走人了。

    由于傳統的節義思想作祟，蔣百里短期內不想事二主，隨即拒絕常凱申和孫傳芳的邀請。但他最終還是去了孫傳芳那邊，不是做五省聯軍參謀長，而是擔任類似于地方警備司令的職務。

    蔣百里這些年都不愿摻和軍事和政事，頗有些棄武從文的意思。他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到了21世紀，仍舊是中國美術專業學生的重要選讀書籍。未來中國歷史課本中，有關文藝復興意義的那塊，基本上沿用繼承了蔣百里的觀點。

    不僅如此，蔣百里還參與創建了文學研究會，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頗深。

    兩年后蔣百里入獄，徐志摩激動之下，直接扛著鋪蓋卷陪蔣百里坐牢——真在監獄打地鋪睡了一晚上。

    自從孫傳芳兵敗失勢后，蔣百里便處于賦閑狀態，每天的主要功課便是讀書看報。

    最近，蔣百里發現兩本有意思書，一本叫《菊與刀》，一本叫《日本論》。

    蔣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論》，因為這本書字數更少。

    怎么說呢？

    《日本論》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說中國人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書中主要論述了日本的神權、皇權、文化、武士道思想，以及國體制度、社會階級、軍國主義、明治維新、南進北進（南為東南亞、太平洋，北為朝鮮、滿蒙）策略等內容。

    總的說來，戴季陶的《日本論》一書，觀點客觀中肯，行文平和講理。既有對日本的批判和諷刺，也在某些地方有稍許美化，最大的優點是對日本國體構成和擴張策略分析得比較深入。

    蔣百里對《日本論》還是很贊許的，唯一讓他不喜歡的是，戴季陶在字里行間，隱隱約約透出一種對日本的敬慕。

    放下《日本論》，蔣百里又開始閱讀《菊與刀》，只看完開卷一段話，他就感到精神猛震。

    跟戴季陶的中正平和比起來，周赫煊的筆鋒更加犀利直白。兩書都是把日本視為未來之敵，但戴季陶要含蓄得多，周 得多，周赫煊卻根本不加以掩飾，明明白白指出日本會侵略中國。

    在討論日本民族性上，戴季陶只用了“虛偽”一詞，周赫煊卻用的是“矛盾”。

    戴季陶在書中論述日本的“南進北進”策略，沒有直說日本侵略中國，也沒說日本要和諸國列強再發戰端。周赫煊則直接指出，北進就是占據朝鮮和東北，南進就是占領臺灣、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中日早晚得有一場全面戰爭，甚至把歐美諸國都要卷進去。

    不過兩人有些觀點還是相同的，比如說日本的明智之選是聯合德國，以抵抗歐美和蘇聯。

    但在中國的選擇上又截然不同，戴季陶認為中國也應聯合德國，周赫煊卻認為應該爭取美國支持。

    蔣百里閱讀到《菊與刀》中間的章節，那是對中日未來戰爭的假象。他越看越興奮，忍不住想要拍案叫絕，周赫煊明確指出，日本人的國力不適合打持久戰，而中國的戰略縱深會把日本人拖垮。

    如果中日之間真的爆發戰爭，中國完全可以按照《菊與刀》的思想進行抗戰。這對中國是有利的，同時也不怕日本看了此書會咋樣，因為日本既然想要打仗，那根本就會無視這些細節。

    是的，無視。

    日本老謀深算的政客們，根本就不想和中國爆發國戰，因為他們深知自己的劣勢。

    真正挑起戰爭的，是那些沒有腦子的軍人。

    什么，首相不愿打仗？

    既然如此，為了大日本帝國的未來，首相大人，請你去死吧！

    這就是日本的下克上傳統。

    蔣百里對日本人了解極深，在歷史上，當中日爆發戰爭后，蔣百里對中國抗戰極為樂觀。他寫的《日本人》一書當中，開篇居然在可憐日本人，認為日本自尋死路，從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預言日本必敗。

    蔣百里左右端詳著手上的兩本書，再次重新閱讀后，他忍不住提筆寫評論文章：“近日發生的濟南事件、皇姑屯事件，再度于中國掀起仇日浪潮。我們仇視一個國家，首先要對它有所了解，仇視不是目的，如何應對才是根本。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戴先生的《日本論》，以及周先生的《菊與刀》，就是當今中國對日研究的最權威著作，對日學術鉆研無出其右者，可稱‘南戴北周’……”

    正如蔣百里所言，濟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的接連爆發，導致中國民間仇日情緒高漲。

    《菊與刀》和《日本論》出版后，立即受到各界進步人士的追捧，銷量更是刷刷的往上飆。各大報紙、雜志的評論薦書欄目，也都大力推薦這兩本書。

    周赫煊莫名其妙的，就跟戴季陶并稱為“南戴北周”，被譽為日本問題研究專家。

    日本對中國是極為關注的，像《朝日新聞》這種大型報紙，每天都有關于中國的新聞。《菊與刀》和《日本論》兩書，迅速流傳到日本，而且還是中文原版，得到日本學者的認可和贊譽。

    沒錯，就是贊譽。

    至于周赫煊在《菊與刀》中對未來戰爭的預測，則直接被日本學者忽略了。